美国加征关税的国际影响与未来展望

发布于：2025-09-12

对美国本土经济、中美航运市场、全球供应链及美元国际地位均产生了较大冲击

8月7日，美国宣布对全球67个贸易伙伴的数千种商品加征10%~50%的进口关税。该项政策所体现的贸易保护主义强度，可与1933年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相提并论，在短时间内就对全球贸易格局造成了剧烈冲击。

从核心数据来看，美国平均有效关税税率从年初的2.4%急剧攀升至18.6%，创下113年来的历史峰值；在政策实施的首月，美国关税收入达到1130亿美元。然而，该项政策的负面影响已逐渐显现，不仅波及美国本土经济，还对中美航运市场、全球供应链以及美元的国际地位产生了深远的冲击。“对等关税”的实施，让美国通胀、就业、消费这三大核心经济指标同时面临显著压力，经济运行的韧性持续承压。

A 关税成本向消费端的传导速度加快

关税成本向消费端的传导速度正持续加快：7月，美国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3.1%，较6月的2.9%进一步走高。其中，服装、鞋类等对关税较为敏感的商品品类，成为拉动CPI上涨的主要力量。据高盛集团的测算，美国消费者所承担的关税成本比例已从6月的22%升至35%，若按此趋势发展，到年底该比例或突破67%。而耶鲁大学的相关研究更是表明，在短期内，服装价格上涨38%，鞋类价格上涨40%，这对低收入家庭的生活预算造成了直接挤压。

生产者面临的成本压力同样突出：7月，美国生产者价格指数（PPI）意外上涨0.9%，创下年内最大单月涨幅。其中，汽车制造、半导体等关键行业受进口零部件成本激增的影响，生产成本环比增幅在4.2%~6.7%。美国制造商协会的调研数据显示，83%的中小企业计划在未来两个月提高产品售价，以此来缓解成本压力，预示着市场的通胀预期进一步升温。

就业市场作为经济的“晴雨表”，已呈现出明显的降温态势：经美国劳工部修正后的数据显示，5-7月新增就业岗位较初始统计减少25.8万个。其中，7月仅新增7.3万个就业岗位，远低于市场预期的11.5万个。同期，联邦政府就业人数减少8.4万，且裁员主要集中在效率部门，这不仅影响了公共服务的质量，也从侧面反映出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分行业来看，仅医疗保健行业新增就业人数超过5万，其余行业的用工需求普遍处于低迷状态。

裁员潮的蔓延进一步加剧了就业市场的压力：穆迪的分析数据显示，7月，超过50%的行业启动裁员计划，零售、物流、汽车零部件等行业成为裁员的重灾区。摩根大通的监测数据显示，私营部门月均招聘人数已降至5.2万，除医疗和教育行业外，多数行业的招聘活动近乎停滞，劳动力需求指数更是跌至202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消费者信心下滑抑制了消费支出的动力：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8月26日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已降至97.4，较7月的98.7出现了小幅下滑。其中，预期指数跌至74.8，明显低于80这一预示经济衰退的临界点，反映出消费者对未来收入增长以及就业稳定的担忧正在加剧。

具体来看，68%的消费者认为当前物价上涨已经对日常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55%的消费者选择推迟对汽车、家电等大件商品的购买计划。这种谨慎态度直接导致耐用品消费收缩：计划购买家电的消费者比例下降12%，计划出国度假的消费者比例减少9%。作为美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消费支出的萎缩将进一步加剧经济的下行压力。

B 中美航运市场呈现结构性分化特征

作为中美贸易的核心载体，中美航运市场在关税政策的影响下，运价与运量均出现剧烈波动，并且同时呈现出显著的结构性分化特征。

在关税政策生效之前出现的“抢出口”现象，曾在短期内推高运价：为规避关税成本，企业纷纷提前安排货物出口，使得上海至洛杉矶40英尺集装箱的运价在5月30日攀升至5606美元/FEU，相比5月初，涨幅高达57.9%。

然而，这一上涨趋势并未持续下去：6月中旬后，随着“抢出口”高峰结束以及关税政策落地预期明确，市场需求急剧下降，运价也随之大幅回落：7月初，上海至洛杉矶40英尺集装箱的运价已跌至2080美元/FEU，较峰值回落63%。

8月7日关税政策正式生效后，中美航运市场运价呈现“西跌东涨”的分化态势：8月中旬，上海至洛杉矶40英尺集装箱的运价回升至2194美元/FEU，不过美西航线由于受到关税政策的冲击更为直接，货量环比下降19%，运价持续承压；美东航线则因部分企业选择转港以规避关税，货量有所增加，运价逆势上扬至4172美元/FEU。

关税政策对中美航线运量的冲击极为显著：在8月的前三周，中美航线集装箱运量同比暴跌64%，创下近年来的新低纪录。为应对运量的下滑，船公司不得不大量取消航次，其间共取消了26个航次。以深圳盐田港为例，其美线舱位利用率从关税政策实施前的95%大幅降至52%，导致大量舱位闲置。

为缓解运力过剩带来的压力，部分航运企业选择将过剩运力转移至东南亚航线，即便如此，这一调整举措仍难以掩盖企业成本结构恶化的现实状况。以纺织品企业为例，其原本通过提前出口节省下来的2080美元/FEU关税成本，在被4500美元/FEU的运价上涨完全抵消之后，反而净增成本2420美元/FEU。即便对成本承受能力相对较强的电子产品企业而言，虽然能够承受运费上涨带来的成本压力，但其利润率仍然被压缩了3.8个百分点。

C 全球供应链与区域航线出现新变化

关税政策打破了原有的全球供应链格局，推动供应链加速重构，其中东南亚航线与欧亚航线的变化最为显著，成为供应链调整的核心区域。

东南亚地区凭借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持续改善的基础设施以及优惠的贸易政策，成为承接中国转出产能的重要目的地，产业转移所带来的红利正逐步得到释放：8月，胡志明市至洛杉矶航线的运量环比激增42%，越南家具、纺织原料等产品的订单量增长35%，这一系列变化促使东南亚至美东航线的运价突破了4800美元/FEU。

关税差异是驱动企业向东南亚地区转移产能的关键因素：美国对越南部分商品维持15%的关税，远低于其对中国同类商品的34%的税率，如此明显的关税差异，促使三星、丰田等国际企业纷纷扩大在越南的生产规模；泰国同样从中受益，8月，其对美国的汽车零部件出口量增长了22%，而这一增长正是得益于美国对泰国汽车零部件给予19%的优惠关税支持。

受中美贸易摩擦以及海运市场不确定性不断增加的双重影响，欧亚航线的运力格局出现了较大调整，中欧班列的替代性增长趋势日益明显。1-4月，中欧班列的货运量同比增加23%，其中，郑州至德国汉堡班列凭借18天稳定的运输时效，即便其运输成本比海运高出30%，依然吸引了电子、汽车等对运输时效与稳定性有着较高要求的行业选择通过陆运方式运输货物。

欧盟方面也在积极主动地推动运输模式的升级，以此来应对所面临的挑战。在对美国实施反制关税之后，鹿特丹至纽约航线的运量下降11%。为减少对美国运输的依赖，并进一步加强与亚洲地区的联系，欧盟加快了推进多式联运模式的步伐，“中欧+中亚”铁水联运班列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以肇庆—南沙港—天津港—欧洲线路为例，该线路通过整合铁路与海运资源，不仅成功地将运输时间缩短至8天，还使得运输成本降低15%，从而为欧亚贸易构建了一条更为高效的运输通道。

D 美元体系面临巨大挑战与信任危机

美国关税政策所产生的影响极为深远，不仅对全球贸易造成巨大冲击，更对美元的国际地位以及美元体系的稳定性构成了严峻挑战。从多个层面来看，美元在储备货币地位、循环机制以及国际信任等方面均出现明显的松动迹象。

储备货币地位方面，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持续下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已经从此前的72%下降至57.4%，这一数据创下了197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反映全球货币体系正逐步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与此同时，全球去美元化的趋势进一步加速。8月，巴西、阿根廷等32个国家宣布扩大本币结算的范围，其目的在于通过本币贸易结算来规避美元支付受阻所带来的风险。更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沙特首次接受以人民币支付部分石油款项，这一举动直接动摇了石油美元体系的根基，或引发其他石油出口国的效仿。

传统的美元循环机制依赖“贸易逆差输出美元—资本回流购买美债”这样的闭环结构，然而，美国的关税政策却打破了这一平衡。1-7月，美国贸易逆差收窄12%，导致美元输出规模大幅减少，全球美元流动性收缩。

与此同时，美国的债务压力持续攀升，国债规模已突破36万亿美元。在关税政策推高市场通胀预期的背景下，实际利率下降进一步加重了政府的实际债务负担。按照常理，美债收益率攀升通常会伴随着美元走强，可在8月，美元指数却跌破了99点，这清晰地反映出投资者已经将美元与美国关税政策风险紧密挂钩，对美元的信心明显受挫。

美国滥用金融制裁手段，如冻结他国资产等行为，使美元体系逐渐异化为其推行政治目的的工具，这一举动引发了世界各国对美元资产安全性的担忧。在此背景下，欧盟构建了绕过美元的INSTEX 2.0结算机制，借助欧元来开展贸易结算；瑞士、新加坡等41个国家更是联合发布了“多边贸易体制之友”倡议，呼吁各国降低对美元的依赖程度。

值得关注的是，当前对美元的信任危机已从那些受到美国制裁的国家，进一步蔓延至美国的传统盟友。德国央行在8月发布的《外汇储备管理报告》中明确提出，未来两年，要将美元储备占比从52%降低至45%，同时提高欧元、人民币等其他货币的储备占比；德国还联合法国、意大利积极推动欧盟内部能源贸易采用欧元进行结算。截至8月底，欧盟30%的天然气贸易已经摒弃美元，改用欧元或者本币结算。

法国采取的行动更为直接：法国财政部联合道达尔、空客推出了“去美元化贸易试点计划”，要求企业在与非洲、中东地区开展贸易时，优先选用欧元或者当地货币进行结算。

E 关税政策的负面效应仍在持续释放

当前，美国“对等关税”政策所产生的负面效应仍在持续释放，其未来的走向，一方面受到美国国内经济与社会压力的制约，另一方面也受到国际社会应对措施的影响，长期来看，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随着通胀不断攀升，就业形势日益恶化，美国国内要求调整关税政策的呼声日益高涨。美国商会在8月下旬开展的调研结果显示，76%的企业呼吁降低或者取消进口原材料与零部件的关税，以此来缓解成本压力；62%的民众认为关税是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希望政府能够采取相应措施来抑制物价上涨。如果这类压力持续增大，美国政府或对部分商品的关税进行微调，以缓解国内的矛盾。

但需注意的是，秉持“美国优先”的贸易保护主义理念在短期内很难发生改变，即便对关税政策进行调整，也可能局限于特定的商品品类，不会从根本上摒弃关税政策。此外，美国政府极有可能将当前面临的经济问题归责于其他国家的“不公平贸易行为”，而非承认自身关税政策存在失误。

国际社会所采取的反制与调整举措，会对美国的关税政策形成至关重要的制约。当前，已经有多个国家针对美国的关税政策采取了反制措施，纷纷加征美国商品的进口关税。如果这些反制措施持续升级，将进一步对美国的出口企业造成冲击，进而迫使美国政府重新审慎地考量关税政策。

同时，全球供应链的重构以及货币体系改革的长期稳步推进，也将逐步削弱美国在经济贸易领域的地位。如果全球供应链持续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并且美元的国际地位进一步下降，那么美国或不得不调整贸易政策，以此来适应新的全球经济格局。

从长远视角来看，需重点关注三个核心问题：其一，“对等关税”政策是否会成为全球贸易与货币体系重构的关键转折点；其二，全球供应链重构是否能持续深入发展，从而形成区域化、多元化的全新格局；其三，美元体系所面临的挑战是否进一步加剧，进而推动全球货币朝着多极化的方向迈进。

整体来看，如果美国坚持当前的关税政策而不做出调整，那么全球贸易摩擦极有可能进一步升级，全球经济增长也将面临更为严峻的下行压力，其中新兴市场以及发展中国家所受到的冲击会更加显著；如果美国能够及时对关税政策进行调整，与世界各国加强贸易合作，维护全球贸易秩序，全球经济或有逐步恢复增长的动力。

在供应链层面，各个国家需要在产业链的安全性与效率性之间找到平衡：一方面，如果各国能够加强供应链合作，构建起稳定高效的全球供应链体系，将对全球经济的稳定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如果过度侧重“自主可控”，并采取保护主义措施，那么极有可能导致供应链走向碎片化，进而增加经济运行的成本。

在货币体系层面，美元体系的走向对全球金融稳定而言至关重要：如果美元体系能够增强自身的包容性与稳定性，或能继续维系其重要地位；如果美国持续滥用美元霸权，将加速去美元化的进程，推动欧元、人民币等货币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升，最终形成多元化的全球货币格局。

综上所述，美国“对等关税”政策所产生的影响广泛且复杂，未来的发展走向不仅考验美国政府的决策能力，而且需要世界各国通过携手合作，共同应对，以此维护全球贸易与金融的稳定，并推动全球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

【来源：期货日报】